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分歧不可挽回埋下了发动WG的种子

　　【《毛年谱（1949-1976）》（第五册）纪事本末（646）】1965年，72岁。

　　1965年1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

　　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啥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

　　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干部贪污几十块的，百把块的，两百块的，只要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

　　我看方法要改。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

　　当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说：

　　1月5日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央扩大会议。说：

　　“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在人代大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

　　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

　　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避免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主要矛盾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时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十七条”）。

　　1月11日，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的书面意见。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

　　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

　　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并不全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现在的社教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

　　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看来这一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烦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一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马克思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

　　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同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一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一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一个文件为准。这一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能够准确的看出，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

　　对于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的意见，否定了的一些重要意见，其实就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慢慢变得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逐步发展，为后来“WG”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和的严重分歧的后来回忆说：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的种子。

　　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何时明显感到必须把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当时。”